甘肃华亭县原县委受贿牵出该县129官员招婿拜岳

　　华亭县原县委任增禄(资料图)“郡县治，天下安”，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结构中，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。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“一线指挥部”，县委就是“一线总指挥”。县委这一角色，承担着发展经济、保障民生、稳定等繁重任务，责重权大，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和。

　　今年1月12日，习总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班座谈时提出明确要求，做县委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，始终做到心中有党、心中有民、心中有责、心中有戒。

　　部分县委落马值得

　　从去年2月28日江西会昌县县委傅春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，到今年4月9日省通报清河县县委冀东书(副厅级)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，从等权威渠道通报的消息中，至少有38名县委落马。

　　被判死缓的江西南昌县原县委汤成奇受贿3901万元，玩忽职守、职权，造成国家损失2.8亿多元;安徽泗县原县委晏10年受贿600余次，平均每周一次，金额达500余万元。

　　在基层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中，处于各类关系核心的县委，一人贪腐往往波及当地各级党政机关干部。华亭县原县委任增禄收受贿赂991万元，另有411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。该案牵涉129名华亭县官员，几乎覆盖了该县县委、县以及各乡镇机关。

　　任增禄接受129名及树下贿赂清单图。

　　“人都有弱点，不喜欢钱的喜欢，不喜欢的喜欢字画。”大学管理学院党委、教授周志忍说，县委集资源分配、干部选拔等于一身，因此一些人想方设法投其所好，攀附其而谋利。

　　落马县委在哪些地方

　　—贱卖资源，损公肥私获暴利。在矿产丰富地区，一些县委通过县矿产管理局，直接插手干预矿业开发、出让，采取私下交易、违法开采，甚至占有“干股”等形式获取高额利益。

　　矿产资源性成为击倒县委的常见“黑洞”。“稀土重县”江西安远系列案中，原县委邝光华为其妹等亲属非法开采稀土打招呼，仅帮助其妹违法销售获利超过4000万元;去年被的安徽六安市原副市长权俊良在担任霍邱县县委期间职权，在处置探矿权转让过程中，非法干预转让价格评估，并违规决定将探矿权转让，给国家造成5.2亿余元的经济损失;广西武宣县原县委李启亮、彭进瑜，涉及利用行政审批权和行政执法权插手矿产开发，并与“”勾连。

　　—借地生金，大捞土地工程财。浙江开化县原县委王金良在工程建设、土地开发、股权转让等方面为有关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，先后50次非法收受相关人员所送财物。因严重违纪违法被“双开”的武汉市新洲区原区委王世益，被查出从土地出让金账户中，支借1亿多元资金给4家民营企业使用，建立官商联盟谋取。

　　广西社科院研究员罗国安说，近年来随着各地投入巨额资金用于旧城、土地流转、基础建设，加上土地收入成为地方手中少数能相对支配的财源，某些县委极易利用其审批职权或影响力受贿捞财。

　　—卖官鬻爵，批发“官帽”。作为手中“含金量”最高的人事权，干部选拔往往成为某些县委的疯狂揽财手段。去年一审被14年的晏，“卖官”近百次受贿300多万元，被称为一手收“票子”，一手发“帽子”的“帽子”。

　　“不送不重用，少送动一动，多送往上蹦”，这句顺口溜了一些地区存在的“卖官”现象。一位熟知干部选拔流程的官员将此形象描述为：动干部前把组织部长喊来，“记”;常委会上要求县委办主任，“念”;选拔表决时对参会常委说，“过”。“说三个字就把干部选拔程序给走完了，遇上强势的县委，有的县长上会前都不知道要提拔谁。”

　　加强教育培训武装头脑，加快制度建设监管

　　从行政级别来看，目前县委多数仅属处级，占全国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总数比例不到1%。然而，县委又属于特殊的干部群体，其能力高低、表现好坏直接影响执政一方的生态与社会发展。能治理好一个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的县，就具备在更高层次施政的基础条件，因此县委往往成为官员升迁的重要台阶。

　　应当看到，县委队伍的基本面是良好的，大多数县委能够，勤恳敬业。焦裕禄、谷文昌等勤政为民，都是县委学习的榜样;近年来，各地不断涌现县委的先进典型，其“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”的事迹一方百姓。

　　为进一步提高这支队伍的整体素质，从2014年11月起，中央党校举办县委班，计划到2017年底将全国县(市、区、旗)委轮训一遍。习总语重心长地寄望县委：做到清清白白、干干净净做事、坦荡为官。“当官发财两条道，当官就不要发财，发财就不要当官。”习说，“选择从政就不要在从政中发财，选择发财就去发财。”

　　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，几年前，中央曾专门出台《关于加强县委队伍建设的若干》，去年以来，中央党校又组织对县委展开大轮训，这些举措充分体现出中央对县委群体的高度关注、重点培养和严格教育。

　　中央办公厅最近印发了《关于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“三严三实”专题教育方案》，其中提出，对存在“不严不实”问题的领导干部，立足于教育提高，促其改进;县级以上党委(党组)要带头讲“三严三实”专题党课。

　　汪玉凯认为，加强县委队伍建设，除强化教育培训和人格塑造外，更多应在制衡上下功夫。比如现在大部分县委兼任常委会主任，纪委归属同级党委管理等制度安排，都有必要适时调整，增强、纪检、审计等部门的制度约束，同时加强巡视、举报等外部监督力度，让“在握”的县委不敢腐、不能腐、不想腐。

　　县级作为体系完善的最基层组织，县委责重权大。周志忍说，当前正值城镇建设、农村的发展转型期，各种包裹在钱权色中的利益容易使一些意志薄弱者底线，迷失，应当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健全约束机制。

　　中央纪委、中央组织部曾经联合发布《关于开展县委公开透明运行试点工作的意见》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县权试点，以规范县委。长期研究中国县域制度问题的河南省社科院院长喻新安表示，通过制度完善，探索县级公开透明运行的新径，将会有效防范，也将有助于为县委群体营造良好的谋发展、干事业的和风清气正的生态。(半月谈记者 陈尚营 李劲峰)

　　【延伸阅读】人民论坛：县委岗位成官员重灾区

　　来源：人民论坛

　　时间：2014年11月07日

　　近年来，县委一度成为高危人群。在安徽，仅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，就先后有18名县委因被查处。自2006年河南省县级党委换届以来，河南共查处犯罪的县委22名，其中9名是在县委任上被查处，13名是从县委岗位上提拔或调整到其他工作岗位不到一年被查处。2010年，广西武宣两任县委李启亮、彭进瑜没有抵御住利欲、“前腐后继”，成为县委理想缺失、腐化的典型。

　　一般来说，远离中心城市的县一级往往是处于“山高远”的“地理边缘”， 使得权责不对称、“千条线，底下一根针”成为县委工作中的最大困难。这种“地理边缘”，一方面给县委开展工作带来难度，另一方面，导致了买官卖官等潜规则更容易流行。这种现象在一些少数贫困地区表现的尤为明显，如“千万县令”安徽定远原县委陈兆丰、“三光”福建周宁原县委林龙飞等都是卖官鬻爵“致富”的贫困县县委的典型。因为他们处在贫困县的，“要想富，动干部”，除了卖官之外，就再没有别的什么“致富”门了。

　　县委的究竟有多大?

　　对上，县里的、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相对，县委可以针对县里的任何事、任何人说了算;对下，县委可以一竿子插到底，也就是说大事可以抓，小事也可以抓。县委面临的“利益”也很大。县一级的城市拆迁、中小国企的改制等“项目”，往往是资金涉及到几十万、几百万、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“重大工程”，这些项目往往需要那些具有实权的县委“一锤定音”，其中的“利益”对一般的领导干部而言都是一种。

　　原标题：县委受贿牵出129官员 几乎覆盖该县县委县